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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環(huán)球網記者徐娜】自殷商到魏晉，是中國長達千余年的“簡牘時代”，簡牘是書寫的重要載體。簡牘保存了這一時期的各類文書、典籍，記錄了從國家制度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，為我們重現(xiàn)了一幅幅鮮活的歷史畫面。

8月1日，“簡牘中國”網絡主題活動走進甘肅簡牘博物館，該館目前正在有序布展。作為一座向公眾展示簡牘文化，解析簡牘故事的博物館，甘肅簡牘博物館力求通過聲、光、電與場景相結合的方式，將簡牘中描寫的人物、事件更加直接展示出來，帶觀眾沉浸式讀簡。

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說：“這將是大家了解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又一個窗口、又一個平臺。它讓深藏在研究所的簡牘文獻，走進大眾視野?！?/p>

《元致子方書》是甘肅簡牘博物館的文物之一，這是一封出土于懸泉置遺址的書信，是一名叫“元”的下級軍吏寫給他的朋友“子方”的一封信，信寫在帛書上，是目前所知兩漢地下出土物中保存最完整、字數(shù)最多的私人信件。

在信中，元拜托子方為他辦以下五件事：第一，由于自己將要去敦煌屯戍，沒有合適的鞋子，所以請子方代買一雙鞋，大小是一尺二寸，鞋里得是絹帛，鞋面得是牛皮，這樣既舒適又結實，能經得起長途跋涉，買好后趕快讓同事捎回來；第二，請子方為自己挑選五支品質良好的毛筆；第三，拜托子方去一位叫次孺的人家探望并請次孺回信，如果次孺不在，就請他的妻子代為回信；第四，有一個叫呂子都的人想請子方刻一枚私印，但不好意思開口，所以拜托元代請子方刻一枚印文為“呂安之印”的印章；第五，說郭營尉寄了二百錢，請子方代買一支響鞭。

甘肅簡牘博物館副館長楊眉說：“在《元致子方書》中，無論是寫信的人元，收信的人子方，還是信中提到的次孺和次孺的妻子、呂子都、郭營尉，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，信中所說的事，都是平常得不能在平常的小事。但是，在兩千年后的今天，當我們讀到這封信的時候，生動的、可觸摸可感知的生活氣息，撲面而來?！?/p>

楊眉認為，簡牘上的人，很可能只留下了一個名字，只留下了一件事，但如果將他們放在歷史的時空，回歸到歷史的現(xiàn)場，就會讓我們感受到生命的氣息，會同他們一起悲苦，一起歡欣。他們雖然已經消散于歷史的塵煙之中，但因為簡牘上的片言只字，讓我們有機會重新看到他們，并想象他們?？吹剿麄兒拖胂笏麄兊闹饕康?，應該是豐富我們。

這只是其中一件文物背后的故事，博物館里還有很多故事，有大人物、大事件也有普通人和普通事。比如敦煌懸泉置出土的壁書——敦煌懸泉置《四時月令詔條》，該壁書是目前所見最完整的漢代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保護法律文書；《新莽勞邊使者過界中費冊》為研究漢人的飲食構成、接待規(guī)格、勞邊制度以及冊書編聯(lián)形式提供了實物依據等等。

一器一物濃縮文化，方寸之間解碼文明。據悉，甘肅是簡牘大省，共出土簡牘8萬余枚，其中漢簡7萬余枚，在這里人們將有機會近距離看到館藏的數(shù)萬枚簡牘，它們主要記載了兩千年前漢代河西邊塞的屯戍勞作、衣食住行、酗酒斗毆、往來書信、行役戍備、思鄉(xiāng)之情、候望烽火、為家私市、受雇趕車、捕魚賣魚、采摘野菜、借錢借糧等情境。從中我們可以細致了解到當時河西走廊的政務、軍事、天文地理、農業(yè)醫(yī)學知識、法律制度、文化教育等情況。為研究兩漢時代歷史文化、絲路交流、中外關系等提供了重要證據。

此外，該館設有“簡述絲路”、“簡牘時代”、“邊塞人家”及“書于簡帛”四個常設展區(qū)，展區(qū)內通過多媒體影像技術，對考古現(xiàn)場進行情景再現(xiàn)；通過影像互動復原漢塞邊關、驛站遺址空間等多種形式向公眾展現(xiàn)簡牘中的豐富內容。